採訪、撰文/ 徐佑德、Maple ; 圖片提供 / Netflix、瀚草影視

去年《華燈初上》帶領台劇打開國際市場，除了在台灣獨佔鰲頭外，也打進了香港、新加坡、馬來西亞、越南等共五個國家的Top 10排行榜。而《模仿犯》以大IP加上懸疑探案劇的類型，在上線72小時後就登上全球共11個國家的Top 10排行榜，目前已經登上20多個國家的Top 10排行榜，而且更令人驚訝的是除了亞洲國家外，也擴散到中東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、科威特、卡達等國家，甚且打到歐洲的希臘、中南美洲的巴哈馬、烏拉圭等國，真正成為「國際級」台劇。

究竟當初為何瀚草在懸疑劇《誰是被害者》之後，會大膽選擇改編知名日本推理小說《模仿犯》成為台劇呢？而在這樣時空移轉的改編過程中，又有哪些難關需要一一克服？

監製陳國富是IP幕後推手 一同推動了《模仿犯》的改編

原來此次在《模仿犯》跟瀚草創辦人曾瀚賢共掛出品人的陳國富導演，是整個劇集改編的幕後推手。製作人曾瀚賢分享最早的經過，說明道：「其實最早就是陳導看了《誰是被害者》之後，就來問我們是否有意願在台灣製作《模仿犯》改編影集。」曾瀚賢也苦笑道：「當時就知這是個非常艱難的挑戰，其一當然是因為原著是非常優秀的小說，有高度的文學性，坦白說成品好是應該的，因為原本的故事就好，但做得差強人意就完了；其二是原著的敘事特色就來錯粽複雜的多元角色觀點，在小說是非常精彩的寫法，但在影視改編上如果沒有主線去串，卻很容易過亂；其三則是小說已經是將近30年前的作品，而且中間也已經被改編成影視作品過，在30年後的現在要再度改編，如何做出新鮮感與現代感？」

也是因為一直希望做出新意，所以《模仿犯》的劇本開發過程曾經想要如同《黑鏡》一般設定在近未來，去設想未來的連續殺人案，但寫著寫著大家卻覺得好像離原著越來越遠，一直找不到作品的氣質和方向，此時曾瀚賢製作人毅然決然喊停，決定重來，才有了現在看到的版本。

曾瀚賢也補充道：「如果不是湯哥一直在嘗試做國際合製，陸續有跟韓國、紐西蘭、越南等國家合作，我也沒有信心跟底氣接下這個任務。劇本的關鍵我也認為還是在於最終決定放在90年代，那時候的新聞舞台有強烈的『登台感』，因為在80年代戒嚴不能說、被壓抑的聲音一次全都要跑出來，那是現代所沒有的，當時像白曉燕命案的嫌犯陳進興、高天生是每天在報紙和新聞『連載』，CALL IN節目也是一個當時非常突破的東西，這是一般人第一次聲音可以『上電視』、被所有人聽見，這是前所未有的經驗，也帶起一波全新的風潮。」

而在整個改編過程中，陳國富導演也會給予劇本改編的意見回饋，加上有好故事工作坊的馬克明編劇坐鎮，有過去改編大IP《杉杉來了》、《微微一笑很傾城》的成功經驗，終於慢慢「拆解」了《模仿犯》改編任務這顆超級炸彈。

從前期思維到後期剪接協調 如何不斷「心繫國際」  

面對目前優異的國際市場成績，曾瀚賢和湯昇榮坦言其實本來真的不曉得會有這樣的結果，曾瀚賢笑說：「其實我們也無法確定劇集上架後，國際市場真的會有反應，但我只能說我們在過程中一直不斷朝向這個目標去努力。像湯哥是非常清楚地會針對國際市場去理性判斷目前的趨勢，以及現在卡在哪一關，哪一步我們一定要去跨越；我則是一直想靠近美劇的敘事和語言，我認為它們反複操作的類型語言很成熟，從劇本格式到結構，都希望不斷去靠近美劇的格式與方法。這也是我在拿到《模仿犯》的時候就覺得影視改編很困難的原因，因為小說是從非常多個角色同時出發，但現在我們熟悉的美劇都有非常明確的主角跟A線故事的情節在走，小說卻不是倚賴情節去走，而是從角色堆砌出來、讓讀者感受到社會脈動的氛圍，這是真的非常難突破的點。」

提到國際市場，曾瀚賢也語帶感慨地說：「其實產業內現在每個人都知道需要國際化，也都想要國際化，但大家其實都沒有頭緒到底怎麼樣做才能國際化，包括我們。所以我們就給自己階段式的目標，首先我們相信說故事這件事一定可以找到人類情感的共通性，人性的感動最終應該可以跨越語言，就像我們看一部感人的電影，不會因為裡面的角色說西班牙語、韓語或印度語，我們就無法理解。台灣市場小，無法獨立決定審美，但我們可以去學習別人的審美，用一個學習曲線去不斷靠近，但要學習就要先有步驟，我們首先想辦法去創作不只跟台灣有關、而是同時跟其他國家有關的議題和故事，或起用其他國家的演員，這些都是國際合作很重要的開端。接下來如果當我想要打入特定的國家，我就必須去用一個他們熟悉的語言去跟他們溝通，所以成熟的類型很重要，這也是我們一直不斷嘗試的點。」他也坦言這次有機會做《模仿犯》，跟《誰是被害者》的成功息息相關，「經過先前跟Netflix的合作，他們已經相信我們，也認為我們的故事語言他們可以理解，所以我們有機會去主動制定一些題目，他們也會相信我們定的題目本身具有國際性。在這些來往的討論中，平台給我們的協助跟反饋，讓我們更為理解國際市場，也帶動我們往提高成功率前進。」

湯昇榮也直言在對接國際市場的過程，國際串流平台的崛起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：「台灣的戲劇操作者如果沒有這些外來的刺激，同時也因為資金規模開始吸引電影人才進來，可能也不會進步得這麼快。其實我跟瀚賢在做《麻醉風暴2》的時候，就真的遇到很大的困境，因為大家真的都沒有做過劇中的許多嘗試，只能先從學習外劇開始。雖然想像得到，實際做起來卻會遇到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。但我跟跟瀚賢的路子沒有變，我們就是希望可以做出更多類型明確、能跟全世界觀眾溝通的劇，所以目標就瞄準Netflx，想要做國際。」就如同曾瀚賢所言，湯昇榮為了要接軌國際市場，必須先了解國際市場，湯昇榮分享道：「我去看國際市場上為什麼可以創造這麼多種成熟的類型，以及在歐美戲劇出口是非常厲害並成熟的，像我發現土耳其、南美等國都很擅長掌握英美風格的肥皂劇，這是他們跟國際接軌的路逕。但再仔細觀察後會發現英語系國家已經建立一套市場機制，包括歐洲、美洲、紐澳等區域，所以不少哥倫比亞肥皂劇可輕易打入Netflix的全球TOP 10，但亞洲還沒有建立這種跨國的市場模式和統合方法，所以還必須不斷摸索前進。」

跟Netflix的長期合作，也讓湯昇榮感受到台劇底氣：「在《誰是被害者》上架並受到肯定之後，證明Netflix慧眼獨具，在此特別感謝Netflix華語內容經理 張晨 (Jerry)對我們的義氣相挺，他非常相信我們，Netflix當時願意以高價買下《誰是被害者》的獨家全球版權，願意嘗試，並讓我們有這個機會，還好後來的成績讓大家刮目相看，這次《模仿犯》就得到更好的機會，讓台劇有機會以國際規格去向全世界190個國家宣傳。」湯昇榮也提到如何平衡國際平台的壓力非常關鍵：「在這個案子上，瀚賢的決斷力非常重要，如果當時因為Netflix的需求與時間壓力狀況下，直接用現代或近未來的版本往下做，他沒有因為覺得不行而喊停，就不會有現在的《模仿犯》。」

未知與困難的挑戰 反而激發團隊拿出最好的自己

而在《模仿犯》關關難過關關過的狀況下，曾瀚賢苦笑說：「其實整個過程中，我都不知道做出來的東西，不知道觀眾最終的反應如何，因為前面完全沒有可參照的範例，很多時候我自己也都覺得要不行了、要做不下去了，都是硬扛。但到最後我開始覺得也許有機會，是因為整個團隊都是拼了命地把自己最好的東西拿出來。像我跟剪接解孟儒長期做美劇結構的分析，導演張榮吉和張亨如則是從電影美學的角度來講究角色的情感細節，雖然中間經歷很多碰撞，但大家都挺住，大家各自的堅持都得到充分的發揮，也讓豐富了劇集不同的部分。」

曾瀚賢也笑著分享說：「經歷過整個痛苦的過程後，小解（按：剪接解孟儒）曾經問我，如果給我機會重新選擇，我會再來一次嗎？我覺得還是要，但是會想要去優化整個過程跟方法，這樣一來整個過程就不會只帶來痛苦，痛苦後還可以產生積累，這才是最重要的，就像沒有《誰是被害者》的經驗跟歷程，我也沒有辦法去跟Netflix、去跟團隊溝通協調，去帶領一個方向。」

湯昇榮最後也特別強調：「很重要的是，雖然我們面對國際市場，但我們還是最在乎台灣的觀眾。然而台灣觀眾看類型片的經驗都是來自國外，若要以我們的環境來製作類型，觀眾必然在觀影過程需要一些適應性，很多朋友說，當他們把語言頻道切換到日語、葡萄牙語，整個觀影的體驗會更有距離美，我一直思考為什麼會這樣？其實在製作端以及市場上建立屬於台味的敘述，需要有更多的人投入，觀眾口味養起來了，製作團隊也能更捻製作流程，這都是需要時間去累積的。事實上韓國也是這樣，他們現在不管處理什麼題材，都可以同時抓住本土與國際觀眾，他們建立了很好的品味與概念。我們其實也還在起步中，踏實的走下去，未來才有機會。」

曾瀚賢最終補充道：「陳導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，對產業技術、說故事技巧的把握高，才能創造出藝術的審美。現在的國際成果我們最開心的並不是拿到成績單，而是這代表我們持續不斷的練功是有朝向對的方向去努力，這讓我們更有信心。我們努力去挑戰這個『不可能的任務』，可以讓我們看到自己的缺點並去突破它。台灣一直對外來內容有很高的接受度，這是一個優勢，卻也讓大家還在捕捉台劇的氣質，還沒建立一定的標準，我們就是在不斷嘗試的過程。」

如此我們看到成果，《模仿犯》令人激動的是，看到台劇少見的大場面跟調度、幾乎在影像水準上與Netflix他國原創劇不相上下，甚至質感勝過亞洲院線電影的時候。也許《模仿犯》有些波折，但這部作品幕前幕後的所有人跟精神都沒有放棄。是在拼一口氣。做為今年、甚至台劇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，20個國家或許只是個起頭，台灣國際級旗艦劇才正要開始他的旅程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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